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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


劳动部关于国家烟草专卖局所属企业部分工作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批复
劳动部


国家烟草专卖局：
你局《关于报送国家烟草专卖局所属企业部分工作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作制的函》（国烟人函〔1996〕第3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为了保证烟草企业职工的合法休息休假权利和企业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和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针对烟草企业的生产、工作特点，原则同意
你局上述来文中对所属企业部分工作岗位的职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具体意见。即：
（一）对企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从事烟草专卖的监督、检查人员；采购供销人员，专职司机，货物发运人员，企业中长途运输汽车司机、押车人员，烟叶、卷烟等仓库保管员，部分设备维修人员，部分非生产性值班、值勤人员，部分服务性人员，各类仓库的装卸人员，消防员以及因
工作性质特殊，需要机动作业的人员等可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二）从事烟叶的种植、收购、复烤、调拨和储运的部分人员可实行以年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二、对于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职工，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章、第四章有关规定，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工作、休息方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安全生产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
三、你局可根据以上原则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请抄送我部和全国总工会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



1996年7月11日
“二方遇袭案”感想 ——“罪刑法定”离我们有多远

徐勇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规定了“类推制度”。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以及与国际先进刑事制度接轨的需要出发，明确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废止了类推，从而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4）合理化，即解释的合理化，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解释主要有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该解释也必须符合罪刑法定，符合刑法目的及立法本义。
　　纵观二方遇袭案：
　　据新闻晨报 10月9日报道：石景山检察院的起诉材料显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因对方舟子、方玄昌等人在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上质疑其学术成果不满，遂接受远房亲戚戴建湘找人殴打方舟子二人的提议。随后，在北京做生意的戴建湘找到社会闲散人员许立春，并将肖传国提供的“二方”照片、住址等信息及部分资金交给同为闲散人员的许立春。随后，他们在6月24日、8月29日先后对方玄昌、方舟子实施了殴打。晨报记者注意到，9月21日肖传国在上海浦东机场被刑拘的当天晚上，石景山公安分局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曾透露，肖传国是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拘。9月30日，石景山公安分局将“二方”遇袭案侦查终结时，却以肖传国等5人涉嫌寻衅滋事罪向石景山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现在检察院也以此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据东方卫视报道：10月10日下午消息，备受关注的方舟子遇袭案今日在北京石景山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5名被告人被指控的“寻衅滋事罪”全部认定，肖传国和戴建湘拘役5个半月，许立春拘役4个月，龙光兴拘役3个月，康拥军拘役一个半月。
　　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定义及其特征：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其特征为：（一）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损害他人身体健康主要表现为破坏他人身体组织的完整；或者损害身体器官的正常机能。（二）客观方面必须有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其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伤害的结果根据《刑法》的规定应当包括致人轻伤、致人重伤、致人死亡等情况。在故意伤害的案件中，伤情的鉴定、伤害结果的鉴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伤害结果的鉴定，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三）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故意伤害他人造成重伤或者死亡的，从已满14周岁开始负刑事责任；其他从已满16周岁开始负刑事责任。（四）主观方面必须出自故意。
　　寻衅滋事罪，是指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肆意挑衅，随意骚扰，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其特征为：(一)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犯罪多发生在公共场所，常常给公民的人身、人格或公私财产造成损害，但是寻衅滋事罪一般侵犯的并不是特定的人身、人格或公私财产，而主要是指向公共秩序。(二)客观要件。本条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具体规定为： 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三)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l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四)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
　　从上述事实及罪名分析，只要稍有法律常识的人也不难看出该案犯罪嫌疑人肖传国在“二方”遇袭案中明显涉嫌故意伤害罪。退一步讲，即便其有杀人的动机，也应是涉嫌故意杀人罪，又怎么可能与寻衅滋事罪相挂钩？笔者分析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种原因：
　　一、长期形成的错误理念——故意伤害罪“轻伤”及以上才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该理念应该来源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之规定，否则，也将无其他法理来源（如有不到之处还恳望博友批评指正）。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危害的大小很难客观判断，因此伤害的程度成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唯一门槛。久而久之，形成了故意伤害罪“轻伤”及以上才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惯例。从而导致了“二方案”在侦查之处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而在伤情鉴定为轻微伤后又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从而出现了众人批判的荒谬判决。笔者认为：本案根本不存在故意伤害未遂一说，因为不论从犯罪事实还是从犯罪构成及法理来分析，肖传国等人的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也造成了轻微伤的后果，除非肖传国等人确实出于杀人的动机。但是仅从客观的角度及目前的情况分析，其打击报复的程度不至于致人于死地，因此作为一个常人来分析，不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然而，即便从故意伤害罪的角度也完全可以将其绳之以法。虽然伤害后果比较轻微（在未进行二次鉴定的情况），但是其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更何况《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所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并未将犯罪结果作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要件，而只是刑法意义上一种结果加重犯。
　　二、舆论导向着司法。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害人经伤情鉴定只是轻微伤，一般会被告知去法院起诉要求民事赔偿，或者由派出所民警进行民事调解，而对施暴者充其量也只是进行治安拘留。然而在“二方案”中，由于网络等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社会影响巨大，给办案人员也造成了极大压力。因此在鉴定为轻微伤后，根据惯例无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只能给人扣上“寻衅滋事罪”的帽子。也正如肖传国的代理律师高子程所述“方舟子遇袭案判决是舆论炒作的结果”。对此，笔者也相当认可。如今，舆论确实导向着司法（笔者在“律师，你的价值在哪？”一文中也有阐述），确实成了“无冕之王”，但这对于一个提倡“法治”的泱泱大国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它说明了很多问题，足以引起当权者的重视。
为此，笔者也在内心呼唤：“罪刑法定”，你可以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近一点吗？你能够经得住一些司法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吗？你真的可以担当维护人权的壁垒吗？……


北京市博颢律师事务所 徐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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