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企业发展和风险防控规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企业发展和风险防控规定
津政令第 21 号
《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企业发展和风险防控规
定》已于2009年8月18日经市人民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
予以公布，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黄兴国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
企业发展和风险防控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企业行为，
防范和控制企业风险，提高投融资能力和建设开发能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
发的企业（以下简称城投企业）适用本规定。
前款所称城投企业主要包括：土地整理公司（中心）、投资
公司、建设开发公司、项目管理公司和各经济功能区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开发公司。
第三条 政府向城投企业出资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用于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的预算支出、行政性收费、土地出让金和其
他现金、实物。
城投企业注册资本金可以一次增资，分3年缴付到位。
城投企业经批准可以作出债权人债权转股权等有利于稳健发
展和风险防控的出资安排。
第四条 城投企业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应当依法经营、突
出主业、合理融资、自求平衡，有效防范和控制企业风险，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城投企业应当增加现金流和净收益，提高间接融资能力，努
力发展直接融资，争取公司发行上市。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经济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应当
加强对城投企业发展和风险防控工作的领导，根据城市基础设施
投资需要，对企业实收资本金、资产负债率、年收益率等资产质
量效益情况以及建设资金的"借、用、管、还"制定具体规范并监
督落实，以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
第六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城投企业主管部门及其他
出资人，对城投企业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出资人职责。
发展改革、财政、金融、审计、建设交通和水务等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投企业风险防控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城投企业应当接受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
施的管理和监督，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承担社会责
任，对出资人负责。
第二章 企业发展和内部风险防控
第八条 城投企业根据政府或者出资人授权，主要从事下列
活动：
（一）负责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筹措和相关债务的清偿；
（二）负责对政府下达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建设的
组织实施；
（三）负责相关城市基础设施资产的运营及城市综合开发;
（四）在授权范围内的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和保值增值；
（五）对所属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
（六）政府或者出资人授权的其他活动。
第九条 城投企业应当科学治理，依法运营，提高效益，防
范风险。以重大风险、重大事件和重要流程内部控制为重点，制
定涵盖各个环节的全流程控制措施，建立健全企业发展和风险防
控管理体系。
城投企业及其出资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特点依法建立和完善内
部控制制度，并报出资人和相关监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城投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履行职责，形成高效运
转、有效制衡的内部监管和约束机制。
第十一条 城投企业应当建立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外
部董事、独立董事人数应当超过董事会全部成员的半数，以保证
董事会能够在重大决策、重大风险管理等方面独立判断和决策。
第十二条 城投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和内部审计制
度，加强对内部资金的管理使用、投资项目效益、融资项目风险
的审计，向出资人和监管部门提供真实、完整的信息。
第十三条 城投企业从事下列事项应当及时上报政府、主管
部门和出资人，并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企业章程的规定，履
行审批手续：
（一） 合并、分立、改制、上市、解散、申请破产；
（二）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三） 发行债券；
（四） 重大投资；
（五） 转让重大财产；
（六） 大额捐赠；
（七） 向金融机构贷款或者向所属基础设施企业提供担保；
（八） 分配利润；
（九） 其他应当上报的重大事项。
前款各项中关于重大、大额的具体标准和数额按照国家和本
市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市级城投企业应当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各区
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一家土地整理公司（中心）、一家城投（集
团）公司。各经济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应当设立一家城投（集团）
公司。
城投企业可以设立专业二级子公司，一般不得设立三级子公
司。有特殊情况、确需设立的,应当经出资人和主管部门批准。
城投企业未经批准，不得向其他企业出资。
第十五条 城投企业应当建立反舞弊制度，防止下列行为的
出现：
（一）未经授权或者采取其他不法方式侵占、挪用企业资产，
牟取不当利益；
（二）在财务会计报告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
（四）相关机构或者人员串通舞弊；
（五）其他舞弊行为。
第三章 项目计划和资金来源
第十六条 城投企业投资的项目按其性质可以分为：非经营
性、准经营性和经营性项目。
非经营性项目是指用于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载体功能，
项目本身无法产生经营性收入，纳入市年度建设投资计划的基础
设施项目，主要包括城市路桥、河道改造、环境治理、大型引水
工程和城市绿化等项目。
准经营性项目是指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同时具有一定可经营
成分，而自身收入难以平衡投入的项目，主要包括地铁、城市综
合开发等项目。
经营性项目是指企业根据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市场的需要自行
组织经营的与城市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包括高速公路等项目。
第十七条 非经营性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性资金，
实行专户管理、单独核算，不得交叉使用、挪作他用。实行政府
采购的非经营性项目，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协
议，根据项目进度按期拨付采购资金。
准经营性项目建设资金应当通过项目自身收入、财政补贴或
者特许经营收入维持资金平衡。由建设交通和财政部门安排资金
来源，并按照建设投资计划和特许经营协议安排拨付资金。
经营性项目建设资金由城投企业自行筹措，并在有关部门批
准下达的建设投资计划或者年度经营计划内组织实施。
非经营性、准经营性和经营性项目建设资金应当独立核算，
不得交叉使用，挪作他用。
第十八条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实行项目计划和资金预算
管理。应当逐个项目分析和履行项目审批（或者核准、备案）、
环评、土地、资本金、担保、抵押、质押和还款来源等事项，使
项目具有投资建设开发和依法运营管理的条件。
发展改革、建设交通、财政、国有资产监管等部门根据政府
中长期项目规划、年度建设需要、财力供给等情况进行汇总、审
核，并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形成下一年度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和资金预算总计划，报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九条 城投企业根据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批准的项目计划，
编制项目年度融资计划和融资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条 城投企业应当建立投融资平衡制度，每季度召开
投融资会议，对下一季度资金用款情况和资金来源情况进行分析，
落实融资任务，并向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和出资人报告融资计划
的执行情况。
城投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向出
资人和发展改革、建设交通、财政、审计等部门报送项目年度财
务报告、单位年度财务报告和年度偿债计划落实情况报告，并依
法接受其监督。
第四章 项目建设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城投企业从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应当依法
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
同管理制。
城投企业应当通过招投标，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和施
工企业负责项目建设实施。城投企业不得转包工程项目。城投企
业不得准许中标承包单位转包工程。
城投企业应当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
量和工期。项目投资严重超概算的，城投企业及相关责任人员应
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二条 已建成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养护管理，
应当移交给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负责。
第二十三条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运行后，发展改革、
建设交通、财政、国有资产监管等有关部门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和
机构，对项目质量、投资效益、环境影响以及债务偿还能力等进
行评价。
第二十四条 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投企业使用财政资金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对城投企业审计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对重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审计部门应当进行跟踪审计。
第二十五条 发展改革和财政部门应当掌握城市基础设施投
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并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大项目进行稽核检查，
实行全过程控制，防止因资金挪用导致债务风险的发生。
第二十六条 出资人应当加强对城投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
核工作，维护出资人权益，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并依据
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决定对城投企业负责人的奖惩。
第五章 融资和偿债
第二十七条 城投企业应当创新投融资方式，拓宽投融资渠
道，做大资本金规模，增加现金流入。通过资本运作，盘活存量
资产，采取拟整理土地资产植入、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注资、区
域公益资产划转、资产回购、权益资本入账等方式，增加城投企
业的注册资本金，扩大企业资产规模，增强企业融资和偿债能力。
第二十八条 城投企业应当提高资产质量效益，防止负债率
升高和资不抵债。对资不抵债的城投企业，应当通过增加投资或
者转让股权以增资融资，处置不良资产以降低运营风险，偿还部
分债务以降低负债率，同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增资减债。
未经批准，政府有关部门不得为城投企业融资事项向金融机
构或者其他单位提供担保函、承诺函等信用保证。
未经批准，城投企业之间不得相互担保。
第二十九条 城投企业应当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
件应急处理机制，根据本行业的特点,建立风险评估和控制系统，
开发和运用量化的风险管理模型,对风险进行适时、审慎评价，对
可能发生的债务风险或者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明确责任人
员、规范处置程序，防控债务风险，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及时妥善
处理。
城投企业的债务规模一般不得超过可变现资产的规模。负债
率原则上不超过70%。一旦超过规定的警戒线,城投企业应当立即
向出资人和财政部门报告,并停止举借新的债务,采取措施将监测
指标降到警戒线以下。
第三十条 城投企业应当严格执行资金平衡计划，按期偿还
到期的债务，并根据债务规模设立一定比例的风险准备金，作为
偿债资金。
第三十一条 下列资金可以作为风险准备金的主要来源：
（一）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的收益;
（二）城投企业的自有资金、资产出让收入;
（三）经批准处置的国有资产收入;
（四）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增值部分;
（五） 城投企业的其他收入。
城投企业应当将风险准备金列入财务计划，专户核算、专
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城投企业出资人和有关监管
部门建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债务风险预警应急机制。科学设置债
务安全线和风险指标控制范围，按照风险等级采取相应应急措施。
具体办法按照本市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建立城投企业投资诚信制度,对于在城市基础
设施项目申报和建设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公开披露,在一定时间内限制其投资建设
开发活动。
第三十四条 发展改革、财政、国有资产监管等有关部门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城投企业违反有关规定的，应当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作出处理；认为需要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的，可以向责任人主管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提出
建议；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
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任
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其他政府性投资企业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
理性看待腐败现象 切实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关于建立防腐备案机制的设想
重庆市三峡监狱——王俊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突飞猛进地发展，经济活动的增加和资金流动频繁催生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而民众对现存腐败现象的了解多是不全面甚至是过于悲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影响了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如何更加有效地打击腐败，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引导民众建设新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从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成功经验来看，注重预防是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只有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发生，这既是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提高反腐倡廉工作水平，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有效预防腐败的能力。笔者认为，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首先要做的就是正确、理性地对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从腐败的产生源头、表现形式、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当前经济建设各行各业渗透的深度、广度作出一个定性、定量的分析，这样不仅有助于给反腐败斗争提供真实、有力的现实依据，而且更有助于给民众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有力地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有序发展。
一、搞清目前腐败的存在形式
如何正确地对目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做出正确而客观的评价，从而保证我们能够真正地从爆发腐败的源头上防治腐败，从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行制度上防治腐败，促进我们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容易滋生腐败的相关机制。
在当前的社会中，腐败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同样也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由制度引起的腐败更是五花八门。仅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容易发生腐败问题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例：
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 导致腐败的原因 相关对策
选 择 性 执 行 任 务 没 有 落 实 执 行 的 法 例 及 不 清 晰 的 政 策 检 讨 法 例 并 制 订 实 际 可 行 的 政 策
滥 用 职 权 监 管 不 足 及 指 示 不 清 执 行 监 督 人 员 问 责 制 度 及 订 下 清 晰 的 指 示 及 权 责
行 政 延 误 繁 复 及 不 必 要 的 程 序 简 化 程 序 ， 订 立 服 务 标 准 及 监 察 进 度
机 密 资 料 外 泄 缺 乏 足 够 管 制 措 施 制 定 适 当 的 机 密 资 料 保 安 措 施
公 众 对 其 权 利 及 义 务 认 识 不 足 政 策 及 工 作 程 序 缺 乏 宣 传 提 高 政 策 工 作 程 序 的 透 明 度
通过以上的分类我们不难看出，导致腐败的原因无非就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及行政政策规定不清，给腐败者提供了规避的机会；二是监管机制不健全或监管不利，缺乏有力的制衡和打击力度；三是繁杂的行政程序及不必要的中转环节，给了腐败者滋生繁衍的有机土壤,也就是说行政手续的线延伸得越长，越容易产生腐败；四是由于对有关政策的宣传缺乏力度，再加上工作缺乏透明度，使民众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产生“有暗箱操作”的怀疑，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在刚才列出的项目中，涉及到了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因此，国家有必要在一定的经济建设时期内对涉及行政、事业等行业的岗位分门别类地进行摸排，根据该岗位的性质、职能、业务范围、对象人群并结合以往出现的腐败行为个案及腐败发生频率，对各行政、事业等行业的岗位进行腐败指数（相对发生腐败行为的几率）进行评估。然后，国家根据评估的结果，在立法及行政手段上加以调控或制衡（如在基础建设时期，交通建设类的岗位腐败指数较高，尤属交通厅长。有四川、河南等几省市数任交通厅长腐败案为例）。对于经过全面调查后，综合评价认为容易滋生腐败即腐败指数较高的岗位，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于无必要的行政价值的岗位及环节，可以进行取消；对于权力过于集中的职位，国家可通过行政干预或立法来加以制衡。
二、对腐败现象存在的深度、广度做出正确的评估
腐败犯罪是无形的，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和查处的难度也是最大的，而每件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社会影响也往往是巨大的。因此，这就要求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对其存在的深度、广度、以及对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民众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使民众对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从而增强反腐败的信心，安心地从事经济建设，同时，国家根据评估结果建立有针对性的长效预防机制。这样，国家就可相对地对腐败行为有一个总体的掌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预防和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不再象以前花费了高昂的办案成本却仍总是处于一个尴尬的被动局面。
三、对因腐败所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损失作出综合评估
腐败的“标的”是经济利益，腐败者因腐败行为获得了非法的经济利益，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就因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造成了经济利益方面的损失。相比之下，国家失去的却不只经济利益本身，因腐败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一定范围内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上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又因腐败者或多或少在职时担任一定的公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大大地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从而影响政府的行政行为，阻碍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对因腐败所造成的国家利益方面的损失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以作为国家制定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参考指数，同时也作为制定防腐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四、理性深层次地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建立普遍性的防腐备案机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纪委报告，在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指出：“由于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制约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些因素还存在，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有可能易发多发，反腐败任务还艰巨繁重。”这两个“一些”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由此，我们不防换个角度来考虑，既然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我们不防引入“无赖原则”，按照“无赖原则”设计、制订并逐步完善防腐制度。
在我们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往往设定一个前提：即领导干部的职务越高，就想当然地认为其觉悟越高、素质也越高，在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更是变相地把领导干部“圣人化”了。在这个前提下设计、制订的制度，从经济上不考虑领导干部的利益，而从政治上则把领导干部游离于监控对象之外，于是难免产生“工作并腐败着”的领导干部。正如胡长清所说的“当官当到一定级别，就如同羊进了牛栏，牛栏的缝隙很难防住羊的进出”。
“无赖原则”是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提出的法制建设原则，其中心思想是：在设计、制订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应假设人人都是无赖，除了私利没有其他目的。列宁也曾经说过：“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笔者主张的“无赖原则”，并非对领导干部不信任，而是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此我们从制度上应遵循“无赖原则”，在以上三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建立普遍性的防腐备案机制，对腐败指数较高的职位和人员建立特别腐败备案体系，并加大监督力度，完善预防腐败机制的相关内容。
对腐败的监督制约机制是个系统工程，反腐斗争也不是松一时紧一时，或有了案件加紧反、没有案件整日闲，而应逐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和“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真正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五、结合国情，不断更新防腐举措，建立切合实际的防腐长效机制
毋庸质疑，腐败现象在现在的国际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同时也是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头号”毒瘤。针对腐败现象，各国根据本国不同的情况制定出了切合本国实际的反腐措施。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不断变化的腐败形式，我们应如何不断更新反腐举措，来完善我们的反腐长效机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在2003年12月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经过不到两年的积极准备，于2005年10月28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后，对我国在国际间展开合作并遣返有关腐败犯罪人员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可以预期，公约将会促进国内相关反腐败的预防、监督机制进一步健全。然而，据笔者的了解，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凡与国家公职人员手中权力有关并由此带来个人法定利益以外的，均属腐败。也就是说，不管这种官员个人利益是有形还是隐形、是即期还是预期，只要这种个人利益的取得与公权有关，且是非法定的，都是公约所规定的腐败行为。而相比之下，在我国对官员腐败行为的界定，虽然在法律上有受贿等罪名，但却远没有上述公约所具备的完备，那么有明确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例如，假如按照公约中对腐败的界定，我国现有官场的“三公”费用，还尚只停留于行政机关的自我规定阶段，且伸缩性还相当大。而这，不仅给反腐败中的罪与非罪认定造成困难，而且即使对有些虽然没有构成犯罪，但仍属腐败的官员行为，也应该设立对应的制度加以预防和监督。所有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式、新情况，国家立法也必须不断更新，与时俱进。
